摘要：因其座落于北京右安門內的“白紙坊”，故人們又稱其為白紙坊印刷局或印刷廠。該局于1907年，經度支部報請清廷批準建立。黑某雖在拒捕前逃遁，但最后仍被拘獲歸案依法審判;孫某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;徒工處徒刑1月15日，送監執行。

　　北京財政部印刷局，原名清“度支部印刷局”，民國元年(1912年)改稱現名。因其座落于北京右安門內的“白紙坊”，故人們又稱其為白紙坊印刷局或印刷廠。該局于1907年(清光緒三十三年)，經度支部(財政部前身)報請清廷批準建立。1908年開工，1914年(民國三年)工程告竣，共占地約23.2萬平方米。廠房、辦公大樓，由美國米拉奔建筑公司設計。工程造價白銀110萬兩。主要建筑物有五層鋼筋水泥辦公樓一座，廠房三座和其它附屬用房，包括宿舍、醫院和子弟學校，并建有調節溫度裝置的倉庫，以備儲藏印刷鋼板、紙張以及印制完成的郵票、鈔票、有價證券等。----來源《中國文物網 》

　　經政府當局批準，凡郵票、鈔票、印花稅票、本票、公債票及各種官方證券等，一律歸財政部印刷局承印。由于設備先進，印制精美，不僅交通部郵政總局與其訂立郵票印制合同，而且遠到川、滇、新疆、東北三省及山西、陜西等地方當局，均到該局訂印有價證券，營業日趨發達。抗日戰爭時期，該廠被日、偽劫奪，為其印制鈔票、郵票。日本投降后，于1945年11月由中國政府接收，改為“中央印制廠北平廠”。由于日偽占領時期掠奪性的經營，工廠設備遭到很大破壞，中國政府接收后，亦無力扶持;印刷廠本身又經營管理不善，廠房設備已近于癱瘓。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后，工廠才獲得了新生，并繼續承印新中國郵票。

　　白紙坊印刷廠的機械設備大半購自美國，廠內的布局設置，均仿照美國華盛頓國立印刷局的模式。印制郵票的主要印刷設備有鋼版、銅版雕刻以及過版6機等，其中鋼版印刷，當時為該廠所獨有。其他如三色版、鋅、鉛、石印、制(分)色、鑄字、繪圖和照像等，凡屬印刷設備及配套設施，均應有盡有，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印刷設備。其中用于印制郵票的凹版印刷的主要設備有：雕刻機3臺，用于鐫刻凹凸版;過版機6臺，用于拼制凹版的原版及印版;大電機14臺用于印刷。該廠的印刷能力很強，以一臺機器每日開工八小時計算，鋼板印制郵票，電機每日可印3500張，每張200枚，合計70萬枚;手工機每日可印285張，每張200枚，合計5.7萬枚。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，該廠機器已使用近20年，維修不佳，廠方又無力增置新設備，因此生產能力下降;雕版工藝方面，自外國技師離廠后，技術力量受到影響，加上管理經營不善，內部拖欠職工工資，外部欠債過巨，以致開工不正常，有時甚至停產，經營每況愈下，承擔不了全部郵票的印制任務，后來郵政當局不得不把部分郵票委托國外印制。

　　白紙坊印刷廠技術的主要部分為鋼板雕刻，此項技術要求高、難度大，廠方于建廠開始即不惜巨資，從美國聘用雕刻、過版的技師五人，其中包括技師羅蘭素?海趣(Lorenzo J.Hatch)，雕版技師威廉?格蘭(William A.Grant)等，他們在局內進行雕版作業，傳授雕版技藝。招收制版生23人隨從學習。1915年又增添藝徒多名，由制版生升任技士者負責傳習。這時，此項技術作業已初具規模，美國技師四人即回國，僅留格蘭一人，至1928年亦解職而去。自此以后，該廠雕鋅版、五彩版等作業，完全由國人所承擔。其成品曾多次在歐美印刷行業比賽會上獲得獎勵。民國早期的“光復”“共和”紀念郵票，皆出自該廠，特別是帆船郵票(北京版)，是該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

　　清代郵票印制工藝多為凸版、平版，圖案是以封建王朝象征的龍為主，也有喻意“魚雁傳書”的躍鯉、鴻雁、飛鴿。但郵票的設計印制工作缺乏系統管理，也沒有印制郵票的專業廠家。在其統治的最后幾年，在有識之士的極力主張下，創建了度支部印刷局(財政部印刷局的前身)，引進先進印刷設備和高薪聘用美國技師開展工作。進入沒，民國時期后，在郵票的選題和設計風格上，借鑒了美國郵票的模式，有了一些變革，突出了通俗化的特點。在民國初年及20年代，該廠印制郵票的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。

　　“光復”和“共和”紀念郵票，是該廠首次印制的杰作。其后該廠于1914年2月18日又與郵政總局簽訂了承印帆船郵票的合同。其后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前，中國郵票印制基本上由該廠承擔，只有部分郵票由外國承印。承印時間長達23年之久，為中國的郵政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。這期間共印制郵票20套(組)(不含加蓋)，其中紀念郵票從“光復”“共和”到“中華郵政開辦四十周年紀念”共11套;普通郵票帆船、烈士共3套;欠資郵票2套;航空郵票3套;“附收賑捐”1套。印制總枚數估計約為100多億枚。

　　“白紙坊”廠制定了比較科學嚴密的管理制度，主要是仿照美國國立印刷局的成規，吸取其它中外印刷行業的經驗，并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，制定了章程28條，之后又于1926年、1935年做了兩次修訂。其中關于有價證券印制中的安全問題，作了較為嚴格、詳盡的規定。1914年2月18日該廠與郵政總局訂立的承印帆船郵票合同14條及“附則”6條，對郵票印制中的安全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。郵政總局為保證合同的嚴格執行，在印刷局內常設監視郵票處，派駐郵票監視員，進行實地跟班監督監視，以保障郵票印制過程中的安全。

　　在承印合同及附則中，其主要安全措施有：1、印制郵票之紙張，由郵政總局供給和控制，郵票監視員點數發交印刷局時，在每張紙的下方左角加蓋交付日期戳;印刷局在交回時，無論全張印與未印或損壞，必須照原張數交回，由郵票監視員精心核對認可后，在每張紙的下方右角加蓋郵政總局特發的圖章。2、印刷機上的記數器，必須準確，由監視員驗準，并在收工時，按數核對查驗記入帳冊。3、在郵票開機印刷時，郵票監視員隨時會同印刷局員司在現場視察。4、郵票鋼模、鋼版不用于印刷時，應在雙方代表所管的連鎖柜中收藏存儲。5、印刷局應保證其員工，不得將郵票的鐫刻見、印模、鑄件、樣式、試印件和各種涉及印刷的廢件，以任何形式、任何理由，供應、贈送、出售于任何公私人員，等等。

　　以上這些郵票印制中的安全保障條款，不可謂不詳不嚴，但是條款重視嚴控付印數量，但卻沒料到一些不法分子會用偷梁換柱的手段“掉包”作弊。1932年該廠就曾發生過內外勾結盜換正在印制過程中的郵票一案，暴露出郵票安檢工作中的弱點和疏漏。當時住在北平牛街的郵票販子黑某，曾在1929年發生的一起偽造“倒印限吉黑貼用”半分、1分郵票案件中涉案，但他惡行不改，又于1932年勾結串通印刷局印刷科徒工孫某，以預購自郵局的1分郵票一全張200枚，唆使打孔處一徒工，盜換出尚未打孔和未印張數號碼的一分面值郵票一全張200枚，交給黑某，以200銀元售予燕京大學一集郵者。這位集郵者于1932年4月將這一全張郵票從郵局掛號寄交上海某集郵家，在郵件到達上海郵局時，因“包裝破損”而被郵局發覺扣留，報警后查明以上實情，后由北平地方法院訊辦。黑某雖在拒捕前逃遁，但最后仍被拘獲歸案依法審判;孫某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;徒工處徒刑1月15日，送監執行。事后，郵政總局要求印刷局“必須嚴密管理以杜弊端務使不得再有此等事情發生。”